（二）从犯罪主观方面考察
犯罪主观方面反映了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采用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要回输掉的赌资。本案中有一情节正好符合刑法对非法拘禁罪不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设置了例外性规定，即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洪某主观上只是为了要回赌资为目的，符合“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胡某等人并不想获取他人的财物。所以，本案应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三、判定两罪还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关系”进行分析
（一）合法的债务。当事人之间的确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能够通过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行为人实施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就是为了追讨自己的债务，是因日常民事债权债务纠纷引起的，在力图通过私力救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因为采用了非法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具备了相应的犯罪构成，而转化为刑事案件，是比较典型的非法拘禁罪。
（二）非法的债务。这一问题在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已有定论：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将在民事范畴内于法无据的债务也纳入到刑事范畴中非法拘禁罪所涉及的“债”的范围里。这样规定，是由于尽管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行为人在主观上认为这是实际存在的，所以才采取绑架、拘禁的途径来迫使对方清偿债务，属于“事出有因”这样规定，符合罪刑责相应的原则和立法主旨。
（三）超过实际数额的债务。当行为人在非法拘禁追索债务的过程中，索取的财物数额大于实际存在的债务时，对行为性质的认定要看超过数额的大小。如果数额太大，则表明此时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已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化，从最初的、纯粹的追索债务变成了既要追债又想勒索为他人所有的财物，主观恶性变得更为恶劣，已同时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量刑。反之，如果数额相差不大，说明行为人也许只是对债务范围、数目的理解、认定上存在误解、异议，其主观恶性并无实质性地改变，所以，仍应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这也符合罪刑相应原则。
（四）债权债务并不实际存在。有时，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缺乏足够的证据予以查清；或者行为人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这一结果与被害人或被索要财物之人的言行并无明确的因果关系，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行为人认错了对象，张冠李戴，或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而是想当然地将二者联系到了一起，在其主观上认定对方拖欠了自己的债务，因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此时仍应以非法拘禁罪对其定罪量刑，债权债务关系的明确与否不应是区别两罪的标准。因为这种情况下，从处罚的合理性考虑，通过扩大非法拘禁罪的范围以缩小敲诈勒索罪的范围，如果行为人与被拘禁人间存在既往的民事行为，行为人主观上为了索取债务而扣押、拘禁他人，但债务关系难以查清，处于待定状态，或根本不存在，对此，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非法拘禁罪论处。这样处理应更加符合刑法的立法主旨。
综上所述，在定罪时应注意严格按照犯罪构成定罪。应严格按照法律所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犯罪行为构成来为行为定性，进而确定行为人应受的刑罚，尤其应注意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真实意图究竟是为了追索债务还是敲诈他人财物，这是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而不能简单地以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作衡量标准。一种犯罪行为之所以要被惩处，主要是由于这一行为存在着社会危害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行为人本身在主观上存在着危害他人及社会的恶意，有潜在的人身危险性，不及时对他实施法律制裁，就会严重威胁到其他社会公民的生命、生活。也由此可理解，对于精神病患者等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时会作出不同于正常人的处理，因为他们尽管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他人及社会的行为，但由于在实施行为的过程中，其主观意识上对自己的行为及行为的性质缺乏足够的正确认识，即不能控制或辨认自身行为，所以不能一般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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